【图】蒂尔达·斯温顿：“我们要看同性恋电影”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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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尔达·斯温顿：“我们要看同性恋电影”

　2009-04-14 　　来源:仁

<转载>作者：范坡坡

2009年三月底，英国女星蒂尔达·斯温顿来到春寒料峭的北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苏格兰电影梦幻之旅”。很多中国观众都知道她是《纳尼亚传奇》的冰雪女王，也看过她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手握小金人的激动时刻。但其实这位中性气质的女明星最精彩的演绎经历与酷儿影像息息相关。

把蒂尔达带入演绎事业的人就是著名同志导演德里克·贾曼，她几乎参演了贾曼的所有影片，这些合作对她的影响尤为深刻。《英格兰末日》、《安魂曲》等大量影片是抒情的无对白作品，贾曼给与演员充分的发挥空间，蒂尔达的表现也非常出色。1991年，《爱德华二世》中刻薄阴险的皇后更是为她赢得威尼斯影后桂冠。次年，蒂尔达接拍女导演萨利·波特根据弗吉尼亚·沃尔夫同名小说改编的《奥兰多》，此次演出是她在酷儿电影表演上又一次飞跃。她的演绎是这部女性主义经典作品显得可信的关键，中性神秘的气质也成为她日后塑造角色的重要基础。此外她还在弗朗西斯·培根的传记影片《情迷画色》中惊鸿一瞥。

第58届柏林电影节上，蒂尔达被授予泰迪熊终身成就奖，表彰她对同性恋电影的贡献，特别是与贾曼的合作。2008年出品的怀念贾曼的纪录片，蒂尔达也作为主要受访者出现。近年来蒂尔达的身影在好莱坞电影中出现，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巨星。但是她一方面坚持选择影片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没有停止对独立制作的支持。

3月25日，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座中，她向学生们展示的大部分影片片断都是酷儿作品，特别是关于贾曼制作电影的细节也一一道来。她还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关于性别的困惑，因为有着众多兄长，蒂尔达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男孩，而当发现自己是女孩的时候又不太确定”。当天的主持人是“苏格兰电影梦幻之旅”的另一位策划，身穿苏格兰裙子的马克·卡曾斯，他们坐在一起就像是酷儿形象的两个模特。在放映《奥兰多》之后，马克随即问了蒂尔达一个问题：“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酷儿群体感到害怕？”蒂尔达侃侃而谈：“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可能，可惜的是社会制定了很多规矩让人们羞于谈论。”

笔者代表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北京酷儿影展和《点》杂志社，将印有“我们要看同性恋电影”的T恤送给他们，这件T恤曾经伴随“第一届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巡回展”走遍大江南北。此次北京之行的告别晚会上，蒂尔达和马克身穿这件T恤出席，以表示对中国观众看同性恋电影的支持（如图）。当晚的一些中国朋友惊讶的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些汉字的意思。更有一位服务生向马克出柜，希望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件T恤，因为他也很想支持中国的同性恋电影。最后马克慷慨地脱下来送给了他。

著名英国影星、奥斯卡奖获得者蒂尔达·斯温顿（左）和资深电影人马克·卡曾斯（右）

看来呼喊“我们要看同性恋电影”的人群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壮大。而国际友人的支持，也让我们更加信心十足。

关于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1942/1/31~1994/2/19)

“人能看到天堂之路，行之越远，知之越少。”—— 德里克?贾曼

他自豪的享用着两个身份：同性恋者和英国公民。

他是英国殿堂级的同志艺术大师。

他孜孜不倦的为同性恋事业奋斗了三十年，顽强亦暴躁，抗击一切不合他意的同性恋报道。

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偶像，因为他的“同性恋人之梦”和马丁?路德的《我有一个梦想》有着同样的句式：“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男孩爱上男孩，所有的女孩爱女孩，永不改变。”

他英俊、幽默，时而温驯甜蜜，时而激情愤怒。

他被称为特立独行的前卫天才，对同性和异性造成的强大吸引力一直是英国艺术界的传奇，而他的字里行间却永远坚持着老派的英国传统。

德里克?贾曼，上半生以肉体的挥霍和对同性恋权利固执的坚持来做他自己，下半生则用灵魂的思考去触摸生活的本质。

贾曼说，艾滋病比二战还折磨人，慢慢领着自己朝坟墓走，尽管如此，贾曼生命最后的岁月因为有爱人的照顾，对琐碎生活的感受以及对纯粹电影的思考，一切都足以让他在到达天堂之后慢慢微笑。

在人们的印象中，英国意味着保守、刻板，其实，在20世纪的各种前卫艺术领域，英国人都一直自信地走在最前列，电影同样如此。后现代电影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同性恋电影、女性电影等一些边缘题材开始成为主流，2000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涉及同性恋、变性的影片有5部之多。当然这与整个世界的潮流和风气息息相关。“同性恋关系没有什么前例可寻，所以你可以根据个人个性，而不是历史/文化形象，去建构这种关系……你可以建构自己的神话”，“它传达了一种肯定多样人生，期盼世人各得其所的态度”。

德里克?贾曼出生于1942年，父亲是皇家空军的官员，加曼从小得以在意大利和印度的空军基地上长大。自幼钟爱绘画的贾曼遵从父命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历史和英文， 1963年完成学业之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立即进入史利特（Slade）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六十年代的英国伦敦，自由放任，纸醉金迷，贾曼和他的同代人举行一次次的狂欢宴会，他们的衣服越来越光鲜艳丽，音乐越来越狂野暴躁。他的同学中有当代英国艺术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普洛克特（Patrick Procktor）、和克拉克（Ossie Clake），在波微广场霍克尼的家中，在德瑞街的艺术实验室中，在圆房子的生活舞场中，加曼骤然发现“颓废是才智的第一表现”，“每个我认识的人都认识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像是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间，加曼作为一个艺术家小有成功，他参加了1967年塔特画廊的青年艺术家画展，1968年在利森画廊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同时，他也写诗，从事舞台设计，他几乎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天才。

德里克·贾曼是英国电影的天才，他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个诗人、画家、植物学家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他不仅敢于面对自己的性向，同时为同性恋者寻求正义和公理，成为先锋艺术家们和年轻同性恋者们的偶像。他认为他是英国人和同性恋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事实，这两个母题也是始终纠缠他的艺术中的两个主题。贾曼曾经在英国伦敦大学的皇家学院研习艺术史，60年代中期开始以画家的身份从事艺术活动。由绘画进入电影，使得贾曼有别于传统的导演，他对情节、故事都表现出极大的厌倦，他对电影的形式和传达的抽象思想更感兴趣。贾曼的影片始终执著于先锋实验倾向，在艺术上吸收了来自于绘画与舞台艺术的精髓，同时又将故事发生的实际场景（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与当前的现实作了许多糅合，这在《卡拉瓦乔》这部影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他的一些影片如《花园》则使用MTV风格。到了七十年代，英国导演罗素（Ken Russell）请他设计电影《野蛮的救世主》（The Savage Messiah）和《魔鬼》（The Davil），贾曼深深地为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所吸引，从此投身其中。

1975年，他拍摄了第一部长片《塞巴斯蒂安》，这部电影结构松散，其中有许多男子的裸体以及男子同性恋的性爱场面。三年后，他拍摄了《庆典》，把历史引入现实，表现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她的魔术师陪同下共游70年代朋克（Punk）的伦敦城，真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颓废疯狂的亚文化。伦敦呈毁坏、衰败的景象，戴着墨镜的女王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形象。1979年，贾曼拍摄根据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的《暴风雨》，同样是现实、神话与历史的交融。

贾曼还酷爱画家卡拉瓦乔，他在电影当中的光影与构图，大量地挪用了卡拉瓦乔的明暗法，并拍摄了同名电影《卡拉瓦乔》。然而因为经费和计划问题，这部影片直到1986年才得以完成并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很大成功。卡拉瓦乔是意大利画家，他爱女人，也爱男人，他粗犷，充满激情，作画不守章法，在绘画史上创立了崭新的巴洛克风格，贾曼仿佛在卡拉瓦乔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为了再现卡拉瓦乔的杰作，贾曼在伦敦的一间大仓库重构文艺复兴后罗马，还有卡拉瓦乔的画室，并将故事发生的实际场景与当前的现实做了许多糅合。贾曼还大量地挪用了卡拉瓦乔的明暗法与构图，使得这部电影色彩欲滴，气势磅礴。在拍摄《卡拉瓦乔》的七年之间，贾曼所受到的阻力和舆论界的压力让他对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权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成了头脑最清醒的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争取者。

1986年圣诞节前夕，《卡拉瓦乔》公映之后，贾曼去医院做了艾滋病检查，结果不出他所料，是阳性。一个月后，他公开宣布了他的病情，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是时髦的事情，而他却说：“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为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争活得坦白、明了、被人接受，有时，竟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那么恐惧、不幸福，他们害怕告诉别人他们生活的真相。所以，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并不是为别人，如果我的作法无意中帮助了一些人，那我会很高兴。”从此之后，死亡每时每刻都会降临，贾曼的时间紧迫起来，病情在恶化，但他的创作却进入了旺盛时期。1987年《最后的英格兰》（The Last of England），1988年《战地挽歌》（War Requien），1990年《花园》（The Garden），1991年《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1993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直到去世前不久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蓝》（Blue）他的作品糅合了先锋与艺术，也只有濒于死亡边缘的他才有这样异于常人的天才思维游走在前卫艺术的尖端。。

贾曼于1994年因病去世，他的辞世之作《蓝》是以“反电影”的极端形式出现的，片长76分钟，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举行了世界首映，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避开电影节而选择艺术节，本身就是对电影这个媒体的反思：我们是否能在银幕上看到你想看到的一切？贾曼否定了这种乌托邦的幻想。《蓝》没有活动的影像，或者说影像归零，银幕上只有一片蓝色。没有剪辑，没有场面调度，没有任何记号，企图让电影回到电影发明以前的状态，非常接近“观念艺术”，放弃了传统的技法和媒材，引发观众进入冥想的状态。已经双目失明的贾曼放弃了在画面上的诉说。他不想发展任何故事，也不用再去承担任何一个叙事结构，他更不想去为自己即将消失的生命寻找一个自欺的、妥协的出路，或者去营造一个虚妄的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挑战了观众的窥视欲望和猎奇心态。贾曼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美学上的暴君，他不希望控制任何观众，他只对自己和自己的合作者负责。实际上是在考验我们对影像的态度，我们是否已经成为影像的奴隶。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都是影像，那么只有一片蓝色的银幕不正是对电影的真实写照吗？

贾曼的一生都在为同性恋者的权利而奔走，他也是少有的赢得世界性尊敬的电影导演。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生命不多时，他在海边建了一个小屋，在屋边修建了一个花园。同时他抓紧时间出版了大量书籍，回顾自己对爱情的理解：性如海一般宽广，异性恋并不是“正常”，而只是“普通”罢了。他在自己的自传的结尾写道：“今晚，我累极了，我的目光无法集中，我的身体逐渐消沉。同性恋的朋友们，在我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会唱着歌离开。作为见证人，我必须写下这个时代的悲伤，但并不是要拂去你的笑容，请读一读我在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个世界的关怀爱心，然后，把书合上，去爱吧！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无忧无虑地去爱。也记住我们也曾爱过。夜幕逐渐掩下，星光便会露出。”

活在爱中

在《蓝》的最后，不出意料的打出了一行字“献给H.B.”。整个电影的画外音中有几个地方提到了H.B.，叙述的都是生活琐事，比如他的行踪，还有闲言碎语。但正因琐碎方显亲密，从H.B.身上我们体会到贾曼对生活的依恋。

患病的贾曼将H.B.当作了自已身体的延伸，只有和H.B.合而为一他才能完整地享受生活。贾曼在他最后一本日记（1991年5月至1994年2月）——《慢慢微笑》（Smiling in Slow Motion, 2000）中写下这样一小段话：“我想念HB在屋里来回走动的沙沙声，劈里啪啦的打字声，老爷洗衣机叽里嘎拉地把肥皂水甩到厨房地板上……他帮我熨衣服，在他到来之前，我的衣服还从没见过熨斗；他吸尘，之前我不曾拥有过吸尘器；我抱膝坐着，他吼叫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做饭，他洗衣服，他把柠檬洁厕净冲入下水道。”H.B.是他的同性情人，帮他度过了饱受艾滋病折磨的最后岁月。

那是1986年十月，梯尼塞德同性恋电影节，21岁的H.B.和贾曼浪漫邂逅,他是纽卡索人，父母是社会主义者兼坚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但他们漂亮闪光的儿子却跟着一个公开的艾滋病人走了，深情地看顾了加曼七年，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提到H.B.的时候，加曼的语气总是宠爱的，眷恋的，挥霍的。在日记中，他写道：“HB开始养头发，他说现在不再有人看他了。自然，他这是鳄鱼眼泪。塔妮娅认为他美得不可思议，有一张令人永难忘却的脸。我自己也这么想。但H.B.从不相信。他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了非凡的眼睛，绿色的眼珠，睫毛长得跟蜘蛛似的。H.B.有纹身，包括花，蜜蜂，蜥蜴，海马和一条鱼。”这一切都记录在他形形色色的小日记本里，手订的水彩封面本子，刚好可以装在贾曼的外衣口袋里，每册都题写着一句话：“捡到者有赏。”日记里他经常写到的是电影，H.B.和H.B.的头发，性，HIV和他慢慢丢失的视力，每个本子都有他费心取的名字，诸如 “罂粟大战”、“乌托邦里的一个寒战”、“岁月渐老”等等。

一天半夜贾曼醒来把H.B.叫醒，说他刚才梦见上帝了。H.B.问“上帝跟你说话了？”他说是的，上帝和我说话了。H.B.问上帝说什么了，贾曼甜蜜地闭上眼睛，说：“上帝说他把你给了我。” 他在日记里双目失明地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H.B. true love。此后，他再没有力气举起一支钢笔，我们也无法知道他最后的几个星期在想什么，或许，他回想起他给H.B.的第一个电话，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贾曼一直很感谢关系不甚好的父亲在去世后留给他一笔遗产，让他能在海边买下一栋渔民小屋，尽管身处核电站附近，但是痴迷于园艺的贾曼每日在这座“希望之屋”辛勤的耕耘，锄地拔草，甚至去海边采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子、石块，精心布置，将它装扮成全英国最梦幻的花园。这里不仅有鲜花，也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雕塑馆，贾曼对生活乐观经营，让我们很难想像的生命正在遭受死亡的威胁。鲜花、鹅卵石以及潮水慰藉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有时候他也会文章安慰自己说地狱里也有同性恋酒吧，死人们在一起拍活人拍不出的电影。这样，他就高兴起来。有一次肯恩问他：“最好的性经历是什么？”他说：“总是在床上吧，在床上总比在树上好。”“那么你说死人玩同性恋吗？”他说：“死人只玩同性恋。”

在这个花园中，他不仅制作了电影《花园》，而且出版了厚厚一本1989、1990两年间的日记，题为《现代自然》（Modern Nature）。“园艺原本就该是我生活的中心，也许我根本不该闯入电影世界。”生命最后时刻的贾曼对园艺的热爱似乎超过了电影。花园拂平了他心中的许多骚动，他以一种乐观而博大的胸怀面对死亡，“坐在帆布椅上，看着太阳落下，又看着灯塔后晚霞中一轮满月升起，花园中的石头反射着月光，他们能听到我在厨房中轻声歌唱。”（1989年8月15日）

在最后一本书《自承风险》（At Your Own Risk）中，贾曼这样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今晚，我累极了，我的目光无法集中，我的身体逐渐消沉。同性恋的朋友们，在我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会唱着歌离开。作为见证人，我必须写这个时代的悲伤，但不是要拂去你们的笑容。请读一读我在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个世界的关怀爱心，然后，把书合上，去爱吧！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无忧无虑地去爱。也请记住我们也曾爱过。夜幕逐渐掩下，星光便会露出。”

电影导演艾萨克·朱利安及爱将蒂尔达·斯文顿